文：陳志軒（新北市新月非營利幼兒園家長協力團團長）
一但發生幼兒園教師疑似不當體罰事件，教室內是否裝設監視器等議題便又浮上檯面。目前台灣針對0～2歲嬰孩為主的托嬰中心，已有中央法規訂定強制裝設監視器，而針對6歲前孩童就讀的幼兒園則尚無中央法規規範。也因此角力的重心落在各縣市議會上，積極推動的贊成派，無不認為應讓該縣市成為領頭羊，帶動全國幼兒園監視器設置之法制化。
台灣人似乎對於公共空間中無所不在的監視器早已習以為常，監視器也被公部門視為改善治安、維護安全的具體政策之一。但事實上，不同的研究對於裝設監視器與降低犯罪率的關連性，意見仍屬分歧，這令監視器的有效性打上一個問號。
同時民間或學界也出現許多針對監控社會的人權隱憂的反思，反思國家能以什麼理由監控民眾、誰有權力監看，又是誰被監看。監視器也經常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成為迴避問題的藉口；比如在一些「暗巷死角」設置監視器以此改善治安，卻不去檢討為何空間規劃設計時，沒有考量女性夜歸的經驗，以及特定施暴行為所隱藏的性別暴力本質。
「教室」除了是孩子學習的地方，亦是教師的勞動產出空間
學界針對不特定多數人使用的公共空間監視器裝設議題，已有許多討論。然而幼兒園教室在使用型態上，與不特定多人使用的公共空間截然不同，要討論教室內是否該裝設監視器，還是應該回到這個空間位置的特質來進分析。
教室固然是孩子學習與教育的空間，但其做為勞動空間的特質也經常被忽略。孩子在教室中的學習與成長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教師的勞動產出。勞動權和教育權的保障是彼此緊密相連，需有良好的勞動權保障，孩子的教育權才有完善的施展。
接下來我會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來討論監視器的裝設可能對勞動權、教育權這2個權利造成的損害，來說明身為一個家長，為何反對幼兒園教室內裝設監視器。
裝設監視器，對教室內已不足的教師個人空間，再進一步危害
私密性是環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關鍵字，指涉人所期望的合宜社會互動與距離狀態。個人空間則是調節私密性的一個重要機制，若缺乏適當的調節機制，便會產生擁擠的壓力。
比起其他層級的學校，幼兒園的教師與教保員、教師助理等教育從業人員（以下通稱為「老師」）所擁有的個人空間，相對不足。在「教室內要留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空間」的考量下，有些老師可能在教室裡，連個休息的空間都沒有。
但幼兒園老師在勞動期間的個人空間，並不只是放張桌子就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是老師如何能獲得「脫離」其勞動位置，所肩負的責任和角色扮演的空間。日前也曾發生老師於假日期間吃垃圾食物，而被家長投訴「行為不當」，所以老師獲得個人空間的一個最極端做法，是讓老師能不被「看見」。
但監視器的裝設，卻是往另一個極端前進，讓老師無時無刻被看見。這更加衝擊了原先就已不足的個人空間，讓教室外的視線也更加不留死角的穿透進來，使教育勞動者更加不可「鬆懈」，無形增加情緒的壓力。
由於每天得面對還未完全社會化及習得情緒管理方法的幼童，因此幼兒園教師比起其他領域的教師，相對要付出更高強度的情緒勞動。
個人的情緒狀態會決定對於孩子有多少傾聽或「容忍」的空間，我自己在工作壓力大時，也更容易對孩子發脾氣。但個人的情緒狀態，卻不該被視為是個人的情緒管理問題。每個人的情緒狀態是被各種外在條件所影響、形塑，就這個角度來說，監視器的裝設，並無助益於打造一個更加支持老師情緒狀態的空間。
幼兒園的教育現場是個不斷犯錯的現場，不只孩子不斷的犯錯，老師本來也會不斷的犯錯。因為沒有一套方法適合所有孩子，總要不斷的磨合，才會找到真正適合不同孩子的方法。而建立良好的勞動空間條件，至少能幫助老師不至於因情緒狀態的擠壓而「被迫」犯下不該犯的錯。
反民主化的空間教育：老師如何和孩子討論為何教室內會有監視器？
在幼兒園教室裝設監視器這個議題上，經常可以聽到為老師抱不平的聲音，如「有罪推定」的原則將打擊老師的士氣等等。但孩子做為教室中同樣被監看的另一群人，其權益卻經常被忽略。
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的所作所為被無時無刻監看，但做為封閉空間內被拍攝的特定對象，這件事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嗎？身為一個被拍攝的對象，他們似乎沒有請求觀看的權力。比如當有孩子提出想回味與同學遊戲的過程為由，來調閱監視器時，這不太容易被認為具有「正當性」。
這背後牽涉了一連串誰能監看、誰被監看、可以基於什麼理由監看的議題，這些關於空間權力關係的提問，對於更民主化的教育與社會都是必需的。
近幾年空間／環境成為教育中越來越重要的關鍵字，除了重視與自然環境與社區的連結外，教室內的空間設置也應以教育為本位來思考（如各種不同學習區間的設置與關係）。
學界目前有許多空間研究，從都市的基礎設施（如下水道、地鐵等）為切入點，討論城市的發展與文化如何受這些基礎設施的影響。借用這個取徑，當監視器做為一種基礎設施出現在教室中時，老師該如何和孩子討論為何監視器是一間教室所需要的東西？監視器為什麼會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一個國家要更加民主化，必須要有更加民主化的校園。很遺憾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支持監視器的論述，是能帶入教育現場，產生更加「民主化」的對話潛能。「將老師視為潛在犯罪者」、「依靠他人的監看」反而更穩固了「恐怖治理」的意識形態。
再這樣的情況下，孩子從小習慣處於被監控的環境，恐將治理機構權力介入個人日常生活正當化，而忽視「讓孩子成為有行動力的旁觀者」其實才是最有效增加安全的選項。
應以教育專業，回應家長對教室安全的需求
對於許多家長來說，教室有監視器是個讓人安心的選項，畢竟孩子在學校發生什麼事可能說不清楚，或苦無證據。說不定我自己在未來的某些時刻，也會想依賴監視器來處理問題。
但還是必須跳離家長這個主觀的身份，往後一步來看這個「安心需求」的本身究竟合不合理，因為並不是每個需求都具有正當性或是符合「時代趨勢」。所處的成長背景形塑了每個人對於安心的想像，與面對事情的做法。
我很悲觀的認為，父母與孩子世代衝突是無可避免，因為時代一直在前進，構成我們二個世代的人基本認知與意識形態的環境，就是如此不同。也因此父母必須不斷面對自身的「保守性」，思考對於孩子成長的那些不安、擔心和期望，是否可能是舊教育意識形態的殘留？哪些是當代或孩子真正所需？
比如除了監視器外，許多家長也對於孩子在公立幼兒園沒有學習注音符號及英文充滿焦慮，但我始終認為那是父母需面對的課題，而非由教育機構調整教育方針來滿足需求。
監視器也許讓家長對教育環境增加一些安心感，但這件事本質上對於教育的傷害，卻是遠大於其帶來的效益。教育現場當然得聽見家長的需求，但也必須要以符合「教育專業」的方式來回應。擔心孩子受到不當管教的對待，更積極的作為應該是降低師生比、以更民主化的教育哲學取代舊有師生權力關係，以及打造更能公共參與的校園空間。
更適切與有尊嚴的勞動空間與條件，才能支持老師施展其專業。才能對整個產業的環境造成改變，也能成就更好教育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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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