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案件處遇與爆紅公(私)審現象：審思社會工作與社會關係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前理事長 王淑英
基督徒和平工作隊(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s)袁志君

林燕祝議員監督兒童保護案件的臉書直播與記者會，後續引發對社會工作流程，與公(私)審的社會討論，只是許多討論多停留在社工個人專業或責任等個人化問題打轉，而無法從整體社會、社區與社工專業間的關係作一討論。

加拿大有一個原住民村落 Hollow Water，2代以上，2/3的居民都是暴力被害人，加害人都是近親家人，被害人成為下一代的加害人。政府介入10年以上，婦幼保護與安置工作，加害人處罰，就業服務，心理治療，藥物戒治方案，社福、司法、健康介入全部失效。

部落的婦女決定回到原住民的傳統，他們最後說服居民，對一個家內性侵案件進行了200人以上的判決大會(半數居民)，12個小時討論，做出決定，加害人的責任，親屬的責任，社區的責任，最後由旁聽的加拿大法官按照大會決議寫出判決。

社區花了六年以上的時間陪伴這個家庭經過承認、負責、修補、重新學習……甚至在評估小孩是否安全與父母在一起，社區動員100多人陪著這個家庭一起野餐、遊戲，整個社區成為親子關係重建的安全網。

這個案例裡面沒有兒少與社工專業保密原則，但是有非司法的判決審議。

原住民要求加拿大司法系統給出空間，讓涉及性侵的原住民回到部落面對公開審理。

這個案例可以給我們兩個角度去反省，請問保密原則的源頭追求的是什麼？

第二個是爆紅的公(私)審現象，引用公開的公(私)審邏輯的政治人物解決了什麼？

我們的社會深度允許多少程度的動員資源去接住這些家庭或個人。如果將議員-社工-兒童保護這個議題的公審現象與Hollow Water社區的故事合併來看，也許是助人工作者重新定義專業與對社會的承諾。

保密的源頭追求什麼目的？

在林燕祝議員的記者會中，社工配合一個核對案情的公開場景，記者與個案家長可以在”記者會”自由地交流案情。

關於這個案件引起社會討論的社工專業或服務保密到底是什麼？

以社會工作而言，社工的保密原則源於參考其他專業，如心理與醫療；透過隱私保密的執行，強化以個案為主體的治療分析，以心理諮商的角度，支持主體對話與信任關係都是工作技巧的一部份。

然而，社會工作有許多的不同點：

第一，社會工作與被服務個案不是獨立關係，他與政府有依存關係，這讓社工對政府分享多數他們已知的服務對象資訊。

第二，因為社工對政府與社會承諾了解決社會中的個人問題，他們更積極地對服務對象進行調查與蒐集資料，不同程度地於工作中揭露著服務對象的隱私。

於是，若問及社工將保密視為專業立場時，需要釐清社工的專業與權力關係，再去思考保密做為專業方法的挑戰。

第一，對於社工與政府的依賴互存關係，社工應該如何面對權力議題產生的保密原則兩難。

第二，社工專業是否需要追求以保密做為專業(如同心理諮商)關係，或是如何在善用各種社區情境與資源中協調出尊重與協助個案的做法。這些需要於社工專業訓練或教育中討論。

舉例而言，保護性社工的工作多是“向上溝通”，以便讓政府掌握個案資料或服務計畫，卻很少橫向與個案的社區空間溝通。社工專業保密的限定可能讓社工疏於覺察個案與社區的關係，個案有可能同是里長或鄰里關心的對象，有里內的關懷資源或策略。保護性工作將社工與個案劃入只有彼此的專業關係，但盲點可能是社工(或許帶著個案)被排除在社區關懷資源之外。

公(私)審現象反映我們哪種的社會凝聚方式？

如果社會開始為公開的公(私)審喝采，我們會如何描述社會的現狀或發展走向？

公(私)審代表我們社會/社區愈加凝聚可以接住個人或家庭的失誤？

或如我們愈加疏離並且恐懼，因為隨時需要單一個別的糾錯、承認與承擔。
林燕祝議員的記者會從訴諸政府社工制度的失能開頭，以單一被委託案件的社工為全責做為結論，期勉其他社工好好關心社會弱勢。這種訴諸公眾參與政治的力量有沒有達到最大的效益？我們看見的還是將解決問題個人化。

Hollow Water以社區介入代替司法與兒少保護的案例，給我們更大的視野跳出政府效能細節的討論。首先，注意原住民在西方社會的底層位置(有問題的個案家庭)，社會工作的發展 (解決問題的技術)，還有與這兩者相對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生存環境)。

西方工業革命後的核心家庭型態成為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型，為了服膺資本與工業發展需要的動能快速與有效率，打破傳統社區互動中生產關係及社會互信的原理原則。當人們的互動模式被打破，加上國家的產生與建構現代管理制度的表面效能(可以參考Hollow Water社區被各種方案介入），各族群的基本核心價值被現代治理瓦解 (原住民的現代化能力被消滅)。

原住民爭取恢復傳統公審來挽救他們瀕臨死亡的社區，爭取找到原住民的現代化(性)，是重要的從下往上的政治改變。他們的位置，也是台灣要思考的位置，個人得先識破資本市埸如何去破壞人的核心價值著眼；台灣的社會基礎已經成為資源薄弱的工業化家庭，關心個人與家庭問題的社會/社區團體還能改變什麼？

總結來說， 孤立化是當前的主要問題。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崛起的社會背景就是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下家庭解體，家庭解體、失業，與貧窮等嚴重個人問題的年代。

學者 Lena Dominelli (2012) 從第三世界的社區工作崛起現象，呼籲歐洲社會工作理論重新檢視社工教育中去環境脈絡的“專業化”。社工或教保與照顧工作者要面對專業教育後的自我孤立，與孤立有問題的個人或家庭的現象。我們期待這些工作領域在這幾起疏忽或暴力的事件中，各種糾錯與指責的紛擾中，跳出孤立化的專業發展， 由工作者合作制定自主的工作專業並向社會約定，反向對社會發出凝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