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制度，設底線也無助血汗教保的改善

相信多數教保工作者聽見總統的呼籲都會感到欣慰，但重要的是總統如何落實這條底線成為真正的保障，而不是個空談。

事實上，從2018年上路的準公共化機制即有幫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設底線，在托嬰中心的部分是28,000元，幼兒園則是29,000元，三年後須達32,000元。

三年下來，到底有多少教保服務人員真能達到政策設定的薪資目標呢？現實是，衛福部為了衝業績讓更多私立托嬰中心加入，一開始就捨棄了28,000元的薪資保障，退讓至只要三年後85%人員達到就可。以致於，多數準公共托嬰中心的教保員大多領取最低工資的薪資，甚至薪資項目還包含了超收人數的津貼。

而幼兒園的部分，更是打混仗的一堆。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就經常接獲教保人員反應，每月薪資匯款後，自己卻被雇主要求繳回部分現金。或者，以各種理由來混淆、剝削教保人員，例如，有幼兒園的主管以大學學歷才有29,000元的薪資保障，29,000元已包含雇主的勞健保費用、勞退費用以及加班費。原本有的獎金，例如年終獎金，因為薪資保障而被取消。

對於私立幼托業者這些零零總總的為違規事項，政府防不勝防，也沒有足夠的人／能力來查核，最多只能五年一次以一堆文書紙本考核的方法來評鑑，做一些形式上的交代，最終還是徒勞無功。

從為數不少發生虐童、超收、師生比不符、勞健保高薪低報等等違規事件的幼托機構，都是政府評鑑優等或全數通過的機構。由此，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政府對於幼托機構的查核制度，根本就完全無效，且提不出有用的對策來解決。

就教保資訊網的裁罰資料統計，從2019至2021年四月底，被裁罰的準公共化幼兒園總共有303所，重複被裁罰2次以上的園所共有45所，這些園所有些兩年違規9項，有些一年違規4～5項不等，但被退出準公共化的園所卻是微乎其微。

主要是因為，政府部門為達成其政策績效，放棄真正公共化托育作為，轉了大彎向市場購買服務，大張旗鼓邀請私立托育機構加入準公共化機制，更以寬鬆的標準來看待這些違法事件，放任私立業者一面拿政府補助，一面卻可違法亂紀。至於教保人員的薪資保障、幼兒的照顧品質，只要可以從書面資料上交代得過去就好，出狀況時更堂而皇之的塘塞說只是個案。

長久以來台灣的幼托環境公私比失衡，在公共量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托育政策的推動總受制於私立幼托業者。二十幾年來，民間推動幼托公共化，是希望政府能增加公共化措施（公共托嬰中心、公幼、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立，脫離被市場的掌控，才能因地制宜普設幼托設施，改善教保人員的勞動條件，提升照顧品質。

但民進黨政府卻濫用公共化的概念，推出準公共化機制，花大錢補助民眾去購買私立幼托機構的服務。然後，大肆宣稱為了增加照顧品質，對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有所保障，所以設了薪資的底線。

然而，把公共化設立在市場機制的邏輯之上，根本無法跳脫市場以利潤為主的本質，也難以讓政府擺脫對私立業者的依賴。因此，私立業者持續超收，運用各種方法壓榨教保人員，而政府官員為了解決托育供不應求的窘境，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兩者各有其利益盤算之下，受害的就是最弱勢的教保人員和幼童。

用大筆經費補助民眾去購買私立幼托機構服務，早在韓國和日本已實施多年，效果並不佳，原本想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卻因為變相加價與才藝化的關係，反而讓家長負擔更沉重，更不要說提高生育意願。

作者指出，韓國和日本早已用大筆經費補助民眾去購買私立幼托機構服務，但效果卻不佳。（示意圖／取自photo-ac）

2019年日經新聞（Nikkei Asian Review）就有一篇報導直接指出，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不彰，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撫養孩子的環境幾乎沒有改善，譬如托兒服務人員面臨的長時間工作以及虐待兒童的情況並未改變。

這都說明了一件事，唯有真正落實公共化的核心價值，才能改變以營利為主的幼托環境，也才能建立平價、近便、優質的幼托環境。任何帶著便宜行事的假公共化機制，不論設幾層的底線，到頭來都只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增加行政資源的耗費，也達不到對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保障的目標。

為了預防這次疫情的擴散，中央政府宣佈從19日開始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但不停班，實施不過才兩天，就已經有私立幼兒園假借幼兒退費的理由，要求教保人員於停課期間強制放無薪假，按比例扣薪水。請問蔡總統，連防疫期間私立幼托機構都想趁機剝削教保人員發國難財，那您說，即使底線設了真能發揮保障的效果嗎？？

＊作者為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